为调查二手车交易市场黑幕，他乔装打扮成销售人员打入“敌人”内部，结果因为太努力、业绩太突出，“一不小心”成为了公司的“二把手”。
调查记者，又称“揭黑”记者。他们善于以各种身份揭露各种不法行为，曾一度是“平民英雄”的代表。
2011年，25岁的崔松旺在电视台做记者，专注食品安全类新闻。和同事闲聊寻找选题时，他发现电视台的新闻热线里，时常会出现一些黑砖窑的举报电话。
显然，这不是崔松旺擅长的选题类型，可当听到这些黑砖窑极有可能奴役残障人士及未成年人时，他还是动了恻隐之心：是不是可以做点什么？
冒出这个想法后不久，崔松旺所在的电视台接到了一通市民热线，打电话的是一位农民，他言辞激动地和工作人员说：
自己的儿子飞飞和另一位同乡小袁，刚刚从一间黑砖窑逃出来。两个孩子都有智力缺陷，讲不清受害过程，维权困难，所以只好请求电视台“一定要曝光这些黑老板”！
出于记者的本能反应，崔松旺接受了这个“选题”，并与同事采访了当事人。通过飞飞与小袁零零散散的描述，他们判断“这事儿肯定不对”。
那几天，他们一边蹲守在厂子外围观察，一边尝试和砖窑工人交流。期间，崔松旺留意到这些工人大部分存在不同程度的智力缺陷，且身上都是伤痕累累。
“智障奴工”根本不是偶然现象，以该黑砖窑为中心向外扩散，周围近10家砖窑厂皆存在奴役智障工人的现象，这是一次“早有预谋”的犯罪。
“料好的”（指年纪轻，能劳动，憨厚不会索要工钱的人）可以卖个好价钱，“料不好的”则低价出售或者短期出租。
举步维艰时，他转变思路由主动变被动，他想到扮演智障人士，吸引职业招募人“送上门”，可这个想法却遭到了“线人”的拒绝。他告诉崔松旺，从前也有记者试图暗访调查，被发现后免不了一顿毒打。
那天之后，这位拥有法学与新闻学双学位的、电视台里最年轻的首席记者，开始努力扮演一名有智力缺陷的可怜乞丐。
崔松旺将框架眼镜替换为隐形眼镜，因为佩戴得并不舒服，他时不时就要眨眼、流泪，看起来就像注意力无法集中一样。
对话结束后，职业招募人转身离开，却没有走远，他在一个凉皮摊附近与一位黑衣男子会合，二人开始远远地观察着崔松旺。
为了彻底取得职业招募人的信任，他径直走向了凉皮摊，在众目睽睽之下，将上一位客人剩下的半碗凉皮囫囵吞下，连碗底的汤汁和葱花都喝得一干二净。
做这一切时崔松旺很想哭，委屈的念头在他脑海中一闪而过，他甚至开始问自己，为了做这一个采访值得吗？
之后不久，职业招募人就找上了崔松旺，并以“塞进出租车里直接带走”的方式，将其送进了一家黑砖窑。
在那里像崔松旺扮演的智障工人“价值”500元，可即将给包工头带来的收益，却是“一年二十万”。
招募人与包工头交易所花费的时间，前后不过10分钟，却实实在在地断送了许多智障人士的几年，甚至是一生。
在此后的卧底过程中，崔松旺看见4、5个工人挤在一间不足9平米的房间里，因为空间狭小，有人只能蹲在墙角睡觉。
“像牲口一样”的集中管理，让本就有智力缺陷的工人变得更加沉默与胆小。他们受尽却不敢反抗，因为一旦被发现逃跑，那等待他们的就只有更残忍的虐打。
黑砖窑内发生的一切让崔松旺毛骨悚然，他告诉自己必须抓紧离开，将这里的罪恶公之于众。可就在此时，意外来临了——
当时天色已晚，砖窑厂周围一片漆黑，他借着月光拼命向外跑。谁知仅跑了几百米便掉进了泥坑，右脚严重崴伤，隐形眼镜也掉了。
过程中，崔松旺一边保护着器材，一边联系守在砖窑厂外的同事解救自己，一边还要奋力向安全地带爬。
凭借着崔松旺冒死拍摄的画面，当地警方找到了黑砖窑，8名黑窑厂老板被依法处置，被困的30多名智障工人也重获自由。
“卧底黑砖窑”事件过后，崔松旺一度是电视台里的“重点保护对象”。同事和家人害怕他遭到报复，甚至劝他从此退居幕后，对此崔松旺都拒绝了。
再谈起这段往事，他坦言也曾恐惧到想要报警，即使这样会打草惊蛇，让所有采访的内容报废，但好歹能保住性命。
刚入行时，罗侠本没有做调查记者的打算，讲起自己的“卧底初体验”，她坦言那更像是一次意料之外的收获。
在此之前，她有过一段短暂的经商经历，所以当听到有一种“全新连锁经营模式”在当地极为流行时，她产生了报道一番的念头。
此后，罗侠试着了解这一号称“最先进、最具国际理念的”的经营模式，她隐约察觉到了一丝异样，却又说不上来问题在哪里，为解开心中的疑惑，她决定亲自去看看。
抱着交流、体验的初心，罗侠走进了人才市场，以一个职业记者的身份和独立经销商交流。渐渐地，她发现这种所谓的“全新经营理念”，不过是新型的“庞氏骗局”，也就是如今人们所熟知的“传销”。
通过观察，她发现非法传销人员在发展下线时，一般会找“看起来没什么文化，又很急着挣钱的人”作为目标。
为此，她换掉了职业装和精致的妆容，穿上从地摊上买来的劣质衬衫，手里拎着买菜时才会用到的布袋，一脸茫然地再次走进了人才市场。
此时，罗侠已化名为“高晶”，是一名已经离婚的下岗女工，对于正规企业来讲，她显然不具备竞争力，可对以敛财为目的非法传销人员来说，她是“上天赐予的礼物”。
那些几十元的香皂、几百元的牙膏、上千元的护肤品和保健品，看似是昂贵的商品，实则是每一位“仙诗坦蒙人”抓住财富的机会！几百元的东西，大家买不了吃亏，买不了上当，却能买回实实在在的健康和幸福！
诸如此类的“致富故事”每日都萦绕在罗侠的耳边，时间长了，她自己都开始怀疑，干这行是不是真的能挣钱。
某一天，罗侠拿着一瓶“进口酱油”找到了姑妈，她依着传销组织教授的方式，竭尽全力地推销着手里的商品。
过程中，她感觉到年事已高的姑妈对此根本不感兴趣，可当得知产品销售额会影响到罗侠的业绩时，她还是心甘情愿地拿出了钱，以70元的价格购入了一瓶酱油。
攥着姑妈塞到手里的钱，罗侠后悔极了，她恍然大悟，非法传销不仅让人倾家荡产，还要使人众叛亲离。
“卖酱油”事件显然刺激到了罗侠，她燃起了全部的斗志，预备打入传销组织核心层，了解更多的内幕。
罗侠开始频繁地在分享会上露面，特别是在核心领导“梁氏兄弟”在场时，她会显得尤为积极，“我就说加入组织后找到了人生的方向，感觉到了生命的意义，一定要表现得激情昂扬，热情澎湃”。
活跃的罗侠很快引起了梁氏兄弟的注意，并成功取得了二人的信任。她开始参加传销组织的上层秘密会议，而一场惊心动魄的“猫捉老鼠”行动，也从此拉开了序幕。
那段时间，罗侠白天以“高晶”的身份参加传销组织机密会议，晚上便以本名撰写新闻稿件，向大众揭露传销内幕。
开始时梁氏兄弟以为一切只是巧合，可随着报道内容越来越接近组织核心机密，二人对内部“骨干”成员产生了怀疑。
某个深夜，罗侠到“老地方”参加会议。那是一间坐落在城、乡交界处的旧屋，四下无人，足够隐秘。算上梁氏兄弟到场的仅有五人，罗侠还未落座，便听见有人说：
听了这话，罗侠冷汗直冒，她偷瞄一眼放在凳子上的公文包——她的记者证、新闻笔记、录音笔全都在其中，“我就想这次‘死定了’，我肯定走不出这个门了”。
仅是慌乱了几秒，罗侠便心生一计。只见她一边说着话，一边伸手去拿摆在桌上的热水壶，在佯装倒水时她将滚烫的热水全部洒到了桌上，溅起的水花让所有人都遭了殃。
剩下的人吓了一跳，慌忙查看身上衣物，此时，罗侠飞速将采访袋从公文包中抽出，然后“唰”一下扔进了身后的垃圾堆里，“那一刻我就知道，自己安全了”。
惊险一夜过后，罗侠知道应该“撤退”了。那个凌晨，她写下报道“搜身惊魂”，而后便彻底消失在了传销组织与梁氏兄弟的视线中。
新闻很快在当地引起轩然，“仙诗坦蒙”的骗局终于土崩瓦解，真相得以昭彰，可罗侠的噩梦却刚刚开始。
离开传销组织后，罗侠每天都会收到恐吓电话和短信。“杀你全家”、“血洗报社”等威胁不断出现，梁氏兄弟甚至直接通知罗侠：
她独自坐在家里，在等待厄运降临的时间里，她想了很多：逝去的日子、可爱的女儿、年迈的父母，以及数次将自己置身险境的新闻理想。
“如果我真认输了，那明天的报道怎么写？告诉读者骗子极度猖狂、无法无天，邪恶终究战胜了正义？这不对啊，怎么能让骗子占上风呢？”
想到这里，罗侠拿起了电话，她先是联系了当地工商局将传销内幕一一举报，而后又将自身情况同步给了公安机关，做完这一切后，她走出房门，只身前往传销总部与梁氏兄弟见面。
“我走进他们的办公室，十几个男人坐在里面。我站在门口，看见哥哥从老板椅上站起来，我以为他要动手了，没想到他只是路过我。不一会儿，弟弟接了个电话便带着手下也离开了，自始至终都没有人说话。”
后来，同事时常会问起罗侠的“卧底初体验”。众人感叹她勇敢，也惊讶于在经历一次死里逃生之后，她仍坚持用真实姓名在一线冲锋陷阵的勇气，对此罗侠说：
“新闻应该忠于事实，如果你记者都不敢把自己的名字署上去，又怎么让读者相信呢？如果记者都害怕，那还有人敢站出来说真话吗？”
在外界的想象中，调查好像一群看不见的“影子记者”，他们日夜游走在生死之间，历经千难万险只为谋求一个真相。
实际上，以此描述“调查记者”的工作内容并不全面，比如涂俏，相比与罪恶斗智斗勇，她似乎更擅长与“人性”坦诚相待。
2000年春，涂俏准备做一个有关艾滋病的系列报道。当时众人对该病了解尚浅，很多人甚至不知道HIV病毒是何物，更别提自愿接受采访。
二人相识时，小路的病情已不乐观，面对涂俏的采访请求，他提出的唯一条件，便是要记者陪着他去泰国完成一次“生命回访”——
彼时，艾滋病的传染途径尚不明确，泰国蚊虫众多，涂俏和同事担心会因此感染病毒，所以睡觉前都会将空调温度设置的极低，“大家都冻得不行，但还天真地想‘冷一点好，这样蚊子就飞不动了’”。
听说有记者上门采访，他们齐刷刷地望向涂俏，一个接一个展示着身上的疱疹，有的伤口已经溃烂，夹杂着血丝，恐惧瞬间涌上涂俏的心头。
在那场谈话中，医生对涂俏和同事们说：“你们整日跟着他（小路），不担心出现什么意外吗？一旦他受伤，血溅到你们身上，你们这一辈子就完了。”
那天，涂俏与收容所的医生进行了长谈，了解到许多有关艾滋病及防治的信息，扫除了诸多病毒盲区——
此后，涂俏将自己采访得到的所有材料整理、撰写为《世纪之痛》——这是全国第一部记录艾滋病人生命全过程的纪实书籍。
多年中，她冒死闯进过非法采集熊胆的养殖场，也曾与吸毒人员面对面交流，她经历过许多惊险万分的时刻，唯独在告别小路时倍感震撼。
记者的工作不是简单地采集与记录，它理应追随事实真相为“真理”发言，而后给予每一个生命平等的尊重与尊严。
调查性报道最核心的属性是揭发黑幕，因此调查记者也被称为“揭丑”记者，如此也决定了，调查记者所要进行的，是困难重重甚至威胁性命的“特殊采访”。
回看崔松旺、罗侠、涂俏的采访经历，从最初得到线索到最终稿件成功发布，过程持续最短一个月，最长则为半年甚至更长。
在互联网尚未普及的年代，外界获取消息的途径仍依靠传统媒体，而调查记者又是为数不多既拥有话语权，又有能力接近真相的人。
他追着新闻满世界跑，日日与人性中的最阴暗面打交道，他们时常置身险境、遭受死亡威胁，偶尔还要忍受“卧底”数月最终一无所获的挫败与失望。
在传统媒体蓬勃发展的年岁里，深度调查记者尚可为新闻理想奋斗，可当互联网时代扑面而来，有关他们的故事便多了一丝“英雄迟暮”的悲壮与无奈。
信息大爆炸，人人皆有“话语权”。在一张“聊天记录”截图就能左右舆论的时代里，那些耗时几个月才能产出的“调查稿件”，似乎已经不流行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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